另有一件或许并不算小的小事值得一提。关于骨笛的命名，学界一直有不同声音，主要来自于刘正国的坚持。笛在文献中出现较晚，《诗经》《左传》等先秦古籍有关音乐的记载中，涉及“笙、箫、龠、管、篪”等众多古代管乐器，却并没有笛。汉代马融在《长笛赋》中说，“笛生乎大汉”。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原所长黄翔鹏曾就贾湖骨笛的定名提出一种观点，他认为一个祖先有很多后代，不应以其中一种后裔之名给祖先定名。贾湖骨管是中国管乐器的祖制，不应该用晚出现的名称为早出现的乐器定名。但他提出不必苛求某一种后代的名字，就以当下最自然、最简单的命名，称“笛”即可。就此中止了当时对贾湖乐器定名的讨论。但刘正国认为，以笛来命名，显然同样难逃“以后裔之名为祖先定名”之嫌。

　　“在我看来，那是最伟大的发现之一。陶器、骨器、绿松石的制作，尤其与天文历法、占卜有关的出土物，给我们很大的冲击。”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考古文博系教授韩建业认为，在八千年中华文明起源阶段，最震撼、最直接的证据就是贾湖。

　　骨笛是在贾湖的第四次发掘中出现的，当时是1986年春天。五一劳动节那天，考古人员杨振威和技工贾分良急忙来找张居中，说挖出了两支“笛儿”。张居中不解其意，下到探方看了看，果然有两支骨管，放在墓主人左股骨两侧，骨管一侧都钻了7个孔。看似笛子，但没有吹孔和笛膜孔，显然不同于现代横笛；也不是箫，因为没有吹奏用的山口。《三人大战波多野结衣》　　着名考古学家苏秉琦是郭大顺在北大读书时的导师。两年前刚刚发现东山嘴遗址时，郭大顺便写信告诉了他。彼时的他正在酝酿日后奠定中华文明多元一体观念的“区系类型”理论，同时也在思考如何从北方寻找中国古史突破口。东山嘴的出现仿佛一道倏然降临的指向标，大音希声般地提醒着他，中华文明起源可能会在辽西找到答案。1983年，他踏上了东山嘴的土地，并在随后召开的燕山南北长城地带考古专题座谈会上明确提示：要在喀左、凌源、建平三地交界处多做工作，会有更惊人的发现。“苏先生称这个交界地区是考古的金三角，促使了我们当年秋天（正式）开始发掘牛河梁。”郭大顺说。

　　2019年至2021年，在山西夏县师村遗址，考古工作者发现了庞大的中心性聚落。聚落修建了环绕的壕沟，宽约4米、深约3.5米，是后世护城河的雏形。军事防卫已成必须，意味着聚落之间出现了战争，这也是社会复杂化、聚落中心化的表现。考古工作者还从泥土里挖出了六千年前的石雕和陶雕，形状像桃核，其实是对蚕蛹的模仿。这些蚕蛹雕塑是中国目前最早的蚕蛹形象，加上出土的桑科花粉，考古工作者推断，此地先民已经开始养蚕缫丝了——这是丝绸起源的重要线索。师村遗址作为一只可供解剖的麻雀，反映出了六千年前后一座“大城市”的样貌。

　　近期，冷空气的南下在江西省也带来了大范围的小雨。此外，江西省气象部门也抓住条件开展人工增雨作业。据披露，10月4-5日，全省共有南昌市、景德镇市、鹰潭市、萍乡市等11个设区市的50个县（市、区）开展人工增雨作业97次，发射火箭弹140枚，燃烧烟条54根。在自然降水和人工增雨作业的共同影响下，作业影响区普降小到中雨。/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