着名考古学家苏秉琦是郭大顺在北大读书时的导师。两年前刚刚发现东山嘴遗址时，郭大顺便写信告诉了他。彼时的他正在酝酿日后奠定中华文明多元一体观念的“区系类型”理论，同时也在思考如何从北方寻找中国古史突破口。东山嘴的出现仿佛一道倏然降临的指向标，大音希声般地提醒着他，中华文明起源可能会在辽西找到答案。1983年，他踏上了东山嘴的土地，并在随后召开的燕山南北长城地带考古专题座谈会上明确提示：要在喀左、凌源、建平三地交界处多做工作，会有更惊人的发现。“苏先生称这个交界地区是考古的金三角，促使了我们当年秋天（正式）开始发掘牛河梁。”郭大顺说。

　　2017年，牛河梁遗址重新开始发掘，郭明就是在那个时候加入到这项工作中的。这一次重启，不仅是辽宁考古力量接棒前辈的一次全新出发，也迎来了更为开阔的前景。

　　另有一件或许并不算小的小事值得一提。关于骨笛的命名，学界一直有不同声音，主要来自于刘正国的坚持。笛在文献中出现较晚，《诗经》《左传》等先秦古籍有关音乐的记载中，涉及“笙、箫、龠、管、篪”等众多古代管乐器，却并没有笛。汉代马融在《长笛赋》中说，“笛生乎大汉”。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原所长黄翔鹏曾就贾湖骨笛的定名提出一种观点，他认为一个祖先有很多后代，不应以其中一种后裔之名给祖先定名。贾湖骨管是中国管乐器的祖制，不应该用晚出现的名称为早出现的乐器定名。但他提出不必苛求某一种后代的名字，就以当下最自然、最简单的命名，称“笛”即可。就此中止了当时对贾湖乐器定名的讨论。但刘正国认为，以笛来命名，显然同样难逃“以后裔之名为祖先定名”之嫌。《ipx750》　　当年发掘时，张居中要求所有东西都要采样回来，土样也不例外。他们采集了一些被火烧过后板结的红烧土块，放在办公室里。1991年春天的一天，湖南考古所副所长裴安平路过郑州，来看望张居中，闲聊中，张居中问起彭头山遗址的古稻是怎么发现的，那是裴安平主持的考古项目，刚刚公布了古稻的发现。裴安平说，陶片上就有稻壳和印痕啊。然后指了指地板上的红烧土说，这里面说不定就有。张居中拿起一块掰开，真的发现了一个稻壳的印痕。他们接着掰了一上午，找到了十几个稻壳印痕，后来经过检测，确认为水稻。

　　全省新增出院51例（境外输入24例），目前在院683例（境外输入193例）；新增解除医学观察无症状感染者43例（境外输入23例），尚在医学观察无症状感染者400例（境外输入159例）。

　　10月16日0-24时，全省新增本土确诊病例23例（广州3例，深圳10例，佛山6例，惠州1例，东莞1例，中山2例）；新增本土无症状感染者38例（广州27例，深圳5例，惠州1例，东莞4例，中山1例）。全省新增境外输入确诊病例17例（广州8例，深圳7例，佛山1例，肇庆1例）；新增境外输入无症状感染者17例（广州8例，深圳2例，佛山6例，东莞1例）；另有1例境外输入无症状感染者转确诊病例（深圳1例）。/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