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宁兰曾在文中介绍，《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执行机构——消除对妇女歧视委员会指出：“一些国家规定了男女不同的最低结婚年龄。这种规定不正确地假定，妇女的心智发展速度与男子不同，或者她们结婚时的生理和心智发展无关紧要，这些规定应予废除。”

　　杨伟民：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基本思路和主要途径。如何构建新格局，最主要的就是在贯彻新发展理念的基础上，做到“两个坚持”，一是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二是坚持高水平对外开放。

　　其实，Politico的文章虽然长，比较了中美外交工作中的方方面面，但说到底，促成中美两国在外交上种种“得”与“失”的根本，其实也在思想和制度上。得道多助失道寡助。因为有了正确的思想和体制的加成，中国才能用明显少于美国的人力和财力，赢得世界上越来越多国家的认可和尊重。《医生别摸啊摁摁》　　其后，2019年民法典婚姻家庭编草案二审稿审议时，“是否应降低男女法定婚龄”这一立法议题成为网络热议的焦点。事实上，次年颁布的《民法典》并未对法定婚龄做出调整，不过近三年来，依然有法学学者接连发文呼吁“下调法定婚龄”。

　　“那时的社会背景发生变化，新中国成立后的30多年，我国人口迅速增长。1980年《婚姻法》将男女法定婚龄分别提高两岁，是受到我国人口过快增长这一社会因素的制约，以此推动计划生育国策的贯彻落实。”薛宁兰介绍道。

　　“因为，按照婚姻自由的原则，成年人是否结婚应由其自己决定，法律没有必要干预。法律之所以限制刚成年的人结婚，是人口膨胀情况下控制生育的手段。既然人口增长不再是社会问题，那这种限制就没有必要。”鲁晓明表示。/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