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觉得大家是真的抵触降低法定婚龄，他们反对的是不负责任的婚姻。其实这个可以通过婚姻家庭教育解决，帮助年轻人树立更好的婚姻家庭观，而不是一味提高婚龄。”徐文海说。

　　我国社会长久以来都是“普婚普育”，婚姻往往是生育的前奏。在1980年《婚姻法》中，“婚”与“育”都有倡导性表述——其第六条还规定，“晚婚晚育应予鼓励。”

　　高质量发展是一个涵义丰富的战略性要求。从宏观上看，就是要保持增长、就业、价格、国际收支等主要宏观经济指标的均衡；从产业看，就是要实现产业体系现代化，生产方式平台化、网络化、智能化，产品的高端化、数字化、低碳化；从空间看，就是要实现人口、经济、资源环境的空间均衡，各地区和城乡居民的生活水平大体相当，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基础设施通达程度比较均衡；从要素投入看，就是要实现资本、劳动、土地、资源、能源等传统生产要素的效率要高，人才、科技、数据、环境、碳等新生产要素的效率也要高；从分配看，就是要实现投资有回报、企业有利润、员工有收入、政府有税收，各市场主体以及居民、企业、政府之间的分配公平合理。所以，高质量发展的质的有效提升，要从多维度衡量。《WWWCCyyCOm》　　其时，全国人大宪法和法律委员会认为，现行法定婚龄的规定已为广大社会公众所熟知和认可，如果进行修改，属于婚姻制度的重大调整，宜在进行充分的调查研究和科学的分析评估后再定。

　　该文写道，90年代以来，农村青年男女婚姻行为中出现晚婚率大幅上升与低于法定婚龄比例明显下降但仍保持一定比重的状态并存，这是以前从来没有过的现象。作者认为，它是农村青年谋生方式从农业转向非农领域这种社会状态的反映。

　　黄细花就曾见到过这类事实“早婚”带来的后遗症。她在公号中撰文回忆为什么会在2012年两会提议降低法定婚龄至18岁，“是因为一位同学的女儿，在20岁时生了小孩无法上户口，因为没有结婚证”。/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