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徐文海看来，调整法定婚龄的第二个关键问题是，“为什么法定婚龄要男女有别？依据何在？”对此，数位专家观点一致，认为法定婚龄应男女同龄。

　　2020年，薛宁兰在《东方法学》期刊上刊发了《社会转型中的婚姻家庭法制新面向》一文，详述了对降低法定婚龄的思考。文中，她主张未来将男女法定婚龄一并确立为18周岁，与成年年龄相等。

　　美国国内的政治制度问题，也是Politico认为导致美国外交疲软的一个原因，尤其是美国的政治撕裂。美国国会两党的党争，导致美国的外交人选经常由于这类政治原因被否决或是厌恶，一届政府提出的外交预算，也难以确保能在大选后的下届政府那里得到维持。《美女和帅哥鸡鸡对鸡鸡》　　其次，Politico指出，中国外交的关注点集中在“商业外交”上，推广的是贸易和基础设施项目，这令中国更容易在美国忽视的拉美和非洲获得优势。可美国尝试在这些地方发起基建等项目来对抗中国影响力，这些项目要么手续十分繁琐，要么资金不足。这家美国媒体还称，美国多数外交官是不太注重商业元素的，而少数重视这一元素的外交官也只能依赖私企，而结果往往是不如人意的，尤其是在世界上一些特定地区投资时，但中国就可以直接调动自己的国企。

　　文章一上来先以美洲大陆的国家巴拿马为例，称中国承包商不仅在这个国家修建了大型国际会展中心，与中国有关的公司参与运营着该国的港口，在当地还将修建一座将拥有6个车道，能极大缓解当地交通堵塞的大桥：巴拿马运河第四大桥。

　　五是，中国式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分配制度是促进共同富裕的基础性制度，要完善分配制度，促进机会公平，完善要素分配政策制度，探索多种渠道增加中低收入群体要素收入，多渠道增加城乡居民财产性收入，完善个人所得税制度，规范财富积累机制，引导、支持有意愿、有能力的企业、社会组织和个人积极参与公益慈善事业，等等。分配问题是二十大报告着墨较多而且新表述较多的内容。这是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阶段，扎实推进共同富裕的任务所决定的。这些论述和战略部署，为今后的分配制度改革指明了方向。分配方面体制机制和政策的完善，有利于在高质量发展的基础上推动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