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年前，在外打工的李英回到村子，承包了十几亩的山地，种上了板栗、杨桃、桃子、杨梅、油茶等。为了“保山”，她在山上挖了口55米的井，是全村最深的。但到了8月底，这口井也逐渐不出水了，每天只能抽上一个小时，更糟的是，果林的土壤出现了明显的龟裂，“浇水只能浇到表层”。

　　“随着自然科学技术在考古中的应用越来越成熟，我们也希望可以利用这些技术获取更多的信息，比如对积石冢内人骨的DNA分析，通过这些分析我们就可以知道埋在一处的这一群人，他们之间到底是什么关系，进而认识到红山社会到底是血缘群体还是地缘群体。”

　　从1950年代到1970年代，蜘蛛山、夏家店、药王庙、金龟山、富河沟门、南杨家营子、西水泉、三道湾等一系列遗址被陆续发掘，不断丰富着红山文化的内涵。不过，在当时考古界的普遍认知中，中华文明的源头仍在于黄河、长江流域。“红山文化虽然发现得很早，但是大家对它的印象还是北方地区的一种地方文化，可能受了中原的影响，但本身没有很发达。”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研究馆员、牛河梁遗址考古发掘项目负责人之一郭明对《中国新闻周刊》说。《狼人福利》　　境外输入现有确诊病例636例（无重症病例），无现有疑似病例。累计确诊病例25127例，累计治愈出院病例24491例，无死亡病例。

　　1955 年，考古学家尹达出版了专着《中国新石器时代》。根据梁思永的意见，书中以“关于赤峰红山后的新石器时代遗址”为题撰写了一章补说，其中指出，红山后新石器时代遗址含有细石器文化和仰韶文化两种因素，它的分布范围包括辽宁、内蒙古和河北交界的燕山南北及长城地带，“可以名之为中国新石器时代的‘红山文化’”。自此，“红山文化”终于有了一个正式的命名。

　　1987年第六次发掘结束后，整整十年，张居中投入研究和考古报告编写中。仅仅是将陶壶搞清楚就花了一年时间，像拼图一样拼合碎片，再对比分析年代顺序，排好序列，分型定式，分出早晚。龟甲碎片也用去了大半年，粘起了几十副龟壳。1999年，近180万字的《舞阳贾湖》考古报告终于出版，奠定了贾湖遗址在我国新石器时代研究中的地位。/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