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牛河梁遗址重新开始发掘，郭明就是在那个时候加入到这项工作中的。这一次重启，不仅是辽宁考古力量接棒前辈的一次全新出发，也迎来了更为开阔的前景。

　　当然在学术范围内，对于牛河梁遗址作为中华文明起源之一的观点也存有一些争论。比如有学者便认为，“尽管牛河梁遗址有女神庙和积石冢群的存在，但在五十平方公里的范围内，还没有发现人类的居住遗址，在这种情况下尚难于全面地衡量它的社会结构”，“特别是像城市、文字、金属器那些基本要素，在这里也是完全缺乏的，因而像‘文明的曙光’ ，‘文明黎明’或‘原始文明’一类的提法，似乎还难以成立”。还有学者认为，“尽管红山文化出土了大型的祭祀遗址，但还不具备文明社会的主要特征，还没有进入文明时代。”

　　原本，梁思永计划着在这些新材料的基础上可以做进一步发掘。未曾想1931年九·一八事变，东北沦陷，他自己也患上了肋膜炎，一病两年。在那篇报告里，他无限伤感地写道：“在不到四年的时间里，东北四省接连被日本军占领了，我国的考古工作者不应忘记我们没有完成的工作。”《散兵mob生肉》　　这种精神，后来被总结为32个字：“胸怀祖国、敢于担当，团结协作、传承创新，情系苍生、淡泊名利，增强自信、勇攀高峰”，也被概括为“青蒿素精神”。

　　如果这些推测和设想能够得到考古证据的证实，无疑将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不仅可以表明当时的红山先民已经具备了大规模的动员和组织能力，还可以证明第一地点是牛河梁遗址最高等级的祭祀场所之一。“对第一地点的重新发掘给了我们一些新的启示，我们对牛河梁遗址的认识是在不断加深的。”郭明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具体内容包括：枢纽工程“建闸不建坝；调枯不控洪；拦水不发电；建管不调度；江湖两利、动态调控”，即每年汛期4-8月份，闸门全开，江湖连通；9月至次年3月为工程调控期，通过闸门调控，对湖区水位进行调节，实现汛末洪水资源化利用，缓解湖区水位下降过快及水位过低而引发的一系列水安全问题。/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