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同时指出，应认识到降低法定婚龄对增加人口的效果可能有限，“降低法定婚龄并不必然能改善初婚推迟和低生育率的现状，但起码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抵消因社会进步和经济发展对青年人晚婚或不婚、晚育或不育造成的影响，适当鼓励早婚，以改善我国人口结构。”

　　从历史上来看，虽然我国在不同时期都设置有或高或低的“婚龄”以发挥调控作用，但真正影响人们婚育选择的，仍然是一定经济发展水平下对美好生活的不同构想。

　　2020年，薛宁兰在《东方法学》期刊上刊发了《社会转型中的婚姻家庭法制新面向》一文，详述了对降低法定婚龄的思考。文中，她主张未来将男女法定婚龄一并确立为18周岁，与成年年龄相等。《凯登克里斯消防》　　在徐文海看来，调整法定婚龄的第二个关键问题是，“为什么法定婚龄要男女有别？依据何在？”对此，数位专家观点一致，认为法定婚龄应男女同龄。

　　中心任务和首要任务的提出，是我们党改革开放以来一直坚持的党的基本路线在新时代的新表述、新论断、新要求，同“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发展是硬道理”“发展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发展是解决我国一切问题的基础和关键”等战略思想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

　　半年后，10月14日，贵州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告显示，黔西南州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决定罢免刘文新贵州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职务。依照有关规定，他的代表资格终止。/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