具体内容包括：枢纽工程“建闸不建坝；调枯不控洪；拦水不发电；建管不调度；江湖两利、动态调控”，即每年汛期4-8月份，闸门全开，江湖连通；9月至次年3月为工程调控期，通过闸门调控，对湖区水位进行调节，实现汛末洪水资源化利用，缓解湖区水位下降过快及水位过低而引发的一系列水安全问题。

　　不论八千年文明起源是否能得到普遍认同，回望八千年前发生了什么，无疑是有意义的。它在更长远的尺度上，让我们观察人类社会的进化，也在感性层面上启发我们，虽然我们的生活与远古先民已经迥然不同，但也有些东西亘古不变。

　　贾湖并非唯一的高地。差不多同一时期，其他地区的族群也在向文明进发。比如浙江浦江县的上山遗址，距今一万年，发现了中国迄今最早的驯化稻。除了水稻之外，上山文化的其他现象也颇值得关注，比如占卜、制陶技术等，浙江义乌桥头的上山文化遗址中，就发现了距今9000~8500年的卦象符号。长江中游洞庭湖西南，距今7800~7000年的高庙遗址出现了大型祭祀场和精美的白陶祭器，早熟的宗教祭祀和空间观念逐步形成……《男和女的一起差差差痛轮滑app》　　2000年，完成考古报告两年后，张居中从河南考古所调入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科技史与科技考古系任教。该系的目的就是培养懂传统考古的科技考古人才。次年，他第一次带研究生进行田野考古实习，选择的正是自己最熟悉的贾湖遗址。尘封14年后，贾湖遗址迎来第七次发掘，科技考古手段首次全方位介入。植物考古学家在现场进行浮选，将土样放在水箱中，炭化植物遗骸浮出水面，得到了大量植物遗骸，古人类专家则对人骨标本进行了现场鉴定。

　　韩建业赞同将两者结合起来，他将“中华文明”定义为中华民族所拥有的“高度发达、长期延续的物质、精神和制度创造的综合实体”。这一观点强调，应该将中华文明的起源和形成区分开来，文明形成以国家社会的出现为标志，而之前还有很长的起源过程。

　　2002年春天启动的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由中国社科院考古所和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牵头，联合20个学科、400多位学者，对中华文明起源阶段进行详细研究。这项工程以浙江良渚、山西陶寺、陕西石峁和河南二里头四个都邑性遗址，以及黄河、长江和辽河流域的中心性遗址为重点，得出了中华文明起源、形成和早期发展的大脉络。探源研究中，一个根本性的问题难以绕开：到底什么是文明？/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