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实上，围绕牛河梁遗址的争论本质上依然系于“文明标准”的问题。长久以来，全球考古界都以冶金术、文字、城市三个要素作为判断文明的标尺。尽管越来越多的新发现，让当代考古学家开始反思旧学说，中国学者也尝试提炼出更具普适性的标准，但对固有体系的打破并非一朝一夕之事，更需要足够丰富且有力的考古成果作为加持。在这一点上，牛河梁遗址的文明起源地位若要真正实现举世公认、无可动摇，还得依靠其自身的进一步调查、发掘和研究。

　　2020年底，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第五期研究启动，牛河梁遗址被列入了“北方长城地带文明进程研究”子项目；次年，“考古中国”重大项目“红山社会文明化进程研究”也将牛河梁遗址囊括进来。这是各有侧重、互为补充的两个项目。前者关注文明化进程的普遍特征，重点是文明化进程的某一断面（某一个时间段）较大空间区域文明的特征和图景，以点带面；后者研究的空间范围明显较小，但时间范围涵盖红山文化形成、发展至衰落的这1500年时间，所涉内容更加全面、庞杂。但殊途同归的是，它们都昭示着对牛河梁的进一步探索不再是某个地区、某个部门的工作，而是更高层面上的一项持续性工作。

　　郭大顺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当年他们一共划定了16个地点，挖了4个试掘了2个，其余都没动，后来陆续又发现了27个，整个牛河梁目前共有43个点。50平方公里的遗址群，至今的发掘只占到了1/8。《三d蒲肉团》　　“我们也在提建议，要从防洪和抗旱统筹的角度做好水库的调度运行”，他表示，今年旱情的发生应被视为一个重要信号，到了汛期，不仅要考虑防洪，也要考虑抗旱，因此，汛限水位也应动态调整，保持一个合理的状态。

　　墓主人头顶部的左侧，置有一件玉环，所有特征都与红山文化遗址常见的石环相同。墓上的深灰土层只有0.2米~0.3米厚，土层内存有彩陶筒形器残片。一切证据都明确地指向了红山文化，尽管在此之前红山文化还从未有墓葬被发现过。郭大顺至今清楚地记得，那一天的日子是4月8日，这个地点后来编号为牛河梁第二地点，这座墓则编为第一号冢第一号墓。

　　以城市规划建设地铁为例，按照此前国家相关部门发布的标准，申报地铁需要满足三个条件：地方财政一般预算收入在100亿元以上，国内生产总值达到1000亿元以上，城区人口在300万人以上。/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