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河梁遗址发现之后，的确起到了一个作用，就是把整个讨论往前推了一步。”面对《中国新闻周刊》，郭明对牛河梁之于四十年前那场讨论的意义如是说到。其实早在1931年，李济在谈及山东城子崖发掘的意义时就说过：“现代中国新史学最大的公案就是中国文化的原始问题。”但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中原中心论”都处于绝对的主导地位，即使有诸如良渚文化的发现，也被视为龙山文化系统的一部分。直到1981年，苏秉琦的“区系类型”说的正式提出，才以“满天星斗”的格局打破了原有观念。随着牛河梁遗址的发掘，1986年考古学家严文明也提出了“重瓣花朵”说，在承认各地区具有独特发展道路的同时，强调了不同文化之间“分层次的向心结构”。几乎与此同时，美籍华裔学者张光直提出了“中国相互作用圈”，指出各文化区平等独立又紧密联系，共同形成了“最初的中国”。

　　“以往枯水期是在冬季，但这个时候其实也是水生动植物的生长期，一些鱼会转入到洞里，相对而言活动量少一些，也叫做越冬状态。” 江西省科学院鄱阳湖研究中心副主任，生物资源研究所副所长戴年华称，枯水期的提前到来，让一些小鱼还没有长大就干死了。

　　这是一趟极为艰难的跋涉，在后来的调查报告中，梁思永回忆道：“这惨黯的境况不但使我们精神感受极大的打击，并且增加了许多行旅的困难。一路上人食、马草、饮水、燃料、宿息的地方没有一天不发生问题。此外再加上贼匪的出没，气候的寒冷，冰雪的阻碍，白昼时间的缩短，我们的行走止息完全受了环境的支配，没有丝毫的自由。”纵使如此，他却没有动过一丝放弃的念头。早在20世纪初，位于赤峰东北郊英金河畔的红山就引起了国外考古学家的关注，日本学者鸟居龙藏和法国学者桑志华先后到此进行过考古发掘，发现了80多处史前文化遗址。在哈佛时，梁思永仔细阅读过二人的调查研究论着，对该区域关注已久。《三个大佬的玩具》　　我很少混圈子，半夜泡酒局啥的，人和人之间，靠交往，靠感觉，而且我这人有个毛病，乐意聊天的人咱俩怎么聊都行，不对路的人，我也不知道该怎么聊。

　　夏秋之交的鄱阳湖，原是一幅水天一色、鸥鹭齐飞的美景。但眼下，曾碧波万顷的鄱阳湖多个水域均成了干涸、龟裂的模样。裸露的湖床上，干死的小鱼、小虾、河蚌等随处可见，甚至刮起了“沙尘暴”。

　　史语所考古组是历史上第一个国家级考古机构。所长傅斯年在立所纲领《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中明确提出“近代的历史学只是史料学”，并要求该所同仁需“去扩张材料，去学设‘发冢校尉’，求出一部古史于地下遗物”。就在其成立的当年，考古组便在李济的主持下发掘了殷墟遗址，为新生的中国现代考古学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