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说政治。1964年联合国第一届贸发会议将二战后实现民族解放、走自主发展道路的广大亚非拉国家，确定为与发达国家对应的“发展中国家”。数十年来，中国作为其中最具全球影响力的成员，一直代表新兴经济体发声，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

　　白明告诉红星新闻记者，所谓“一线”，即海南自贸港与全世界的联通，岛内实行更加自由便利的贸易投资政策；“二线”则表示海南自由贸易港与内地的联通，就是在海南自贸港和内地之间进行适度的管制，目的是为了保障国家贸易管制政策的统一和做好与内地税制落差的衔接。管理的对象主要是货物、商品、运输工具，但与内地间人员往来不会发生变化。

　　当然，在云冈石窟逐渐成为一门显学的过程中，也不乏中国学者的身影。1919年，史学家陈垣就发表了一篇题为《记大同武州山石窟寺》的文章，对云冈石窟的历史进行了考证，11年后他又发表《云冈石窟寺的译经与刘孝标》，首次论及云冈的译经活动；1926年，陈万里撰文《云岗石窟小纪》；1929年，叶恭绰写作《大同云冈石刻毁失记》，呼吁对石窟加以保护；1933年，梁思成、林徽因、刘敦桢一行考察云冈，并撰写了《云冈石窟中所表现的北魏建筑》，从建筑专业角度阐释了云冈石窟的价值，同年，顾颉刚也编辑了《云冈造像史料》；1936年，周一良发表《云冈石佛小记》 ，大同学者白志慊出版《大同云冈石窟寺记》……只是由于种种原因，这些中国学者的研究虽然具有一定的开拓性，但未能建构出足够全面而精细的理论系统。因此与许多古迹研究相似的是，云冈在中国，云冈研究却在海外。《我可能不会爱你台版》　　1942年，还在大学读书的宿白就在一次假期游历中，被云冈恢弘的崖刻大佛深深吸引。1947年，在北大图书馆兼任编目工作的他，整理善本时偶然发现了《大金西京武州山重修大石窟寺碑》——这是1147年金朝皇统年间撰刻的一篇文字，记录了云冈石窟的历史和重修情况，原碑早已轶毁，拓本也不复存在，元末《析津志》抄录过此碑文，但并未刊印，明初编《永乐大典》时又抄录《析津志》文字，后毁于庚子之役，幸而光绪年间缪荃孙的抄本将这一部分保存了下来。

　　中国队最终名单公布前的半年时间，她依旧内心忐忑，不知道自己能不能最终入选，“因为那段时间，我是以第三的成绩进的，后面那些还没有完全确定，而且我自己也觉得第三还是挺危险的，所以心态都比较急躁。”

　　实际上，专升本的规模仍在持续扩大。到了2022年2月，全国专升本比例已达20%。但蔡炳育担心，多所公办学校停办专升本可能会导致其他学校“跟风”。另一个趋势是，未来专升本招生或更加向民办本科高校倾斜。/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