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外，干旱的预警机制，也是前置应对的一大难题。在许继军看来，长江流域防洪的意识很强，防洪预报，如洪水量级、水站水位、洪峰流量等预报也较为准确，但在干旱预测方面仍比较薄弱。

　　9月27日，芦溪县变更干旱红色预警信号，该县大部分地区综合气象干旱指数已达特旱。刘华估算，中稻每亩的产量降了200斤左右，当时批发价为1.3元/斤，因今年农药、肥料等成本上涨，实际上是在“赔钱”。资料显示，江西无灌溉设施的望天田为417万亩、旱地490万亩，两者约占全省耕地的23%，属于极易受干旱影响的耕地。

　　“牛河梁遗址发现之后，的确起到了一个作用，就是把整个讨论往前推了一步。”面对《中国新闻周刊》，郭明对牛河梁之于四十年前那场讨论的意义如是说到。其实早在1931年，李济在谈及山东城子崖发掘的意义时就说过：“现代中国新史学最大的公案就是中国文化的原始问题。”但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中原中心论”都处于绝对的主导地位，即使有诸如良渚文化的发现，也被视为龙山文化系统的一部分。直到1981年，苏秉琦的“区系类型”说的正式提出，才以“满天星斗”的格局打破了原有观念。随着牛河梁遗址的发掘，1986年考古学家严文明也提出了“重瓣花朵”说，在承认各地区具有独特发展道路的同时，强调了不同文化之间“分层次的向心结构”。几乎与此同时，美籍华裔学者张光直提出了“中国相互作用圈”，指出各文化区平等独立又紧密联系，共同形成了“最初的中国”。《一下又一下有力的撞公主小说》　　辽宁省文物保护专家组组长、辽宁省文史研究馆馆员、中国考古学会名誉理事、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委员郭大顺，是那次试掘工作的领队。看着逐渐露出的遗迹，他当即感觉东山嘴遗址不仅特殊，而且很不一般。“因为它南边是一个圆形的（建筑址），北边是方的，然后东西对称，有个中轴线，这很重要。”他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彼时对红山文化的认识还只限于其是与仰韶文化同时期的母系氏族社会，但眼前的建筑布局不仅同仰韶文化的向心式完全不同，甚至与后世的建筑布局具有诸多相似特征：“这等于跨了好几步。”

　　1981年，第二次全国文物普查开始，郭大顺再次负责起建平县的工作。在时任朝阳市文化局局长宫殿东的组织下，他给全县32个公社文化站长做了一次普查前的培训，特意强调了寻找红山文化玉器出土地点的重要性。话音才落，富山乡文化站长赵文彦便在课堂休息时反映了一个重要信息：附近马家沟老乡家有一个“玉笔筒”。直觉告诉郭大顺，红山文化玉器更直接的考古证据可能要露头了。

　　10月16日0-24时，全省新增本土确诊病例23例（广州3例，深圳10例，佛山6例，惠州1例，东莞1例，中山2例）；新增本土无症状感染者38例（广州27例，深圳5例，惠州1例，东莞4例，中山1例）。全省新增境外输入确诊病例17例（广州8例，深圳7例，佛山1例，肇庆1例）；新增境外输入无症状感染者17例（广州8例，深圳2例，佛山6例，东莞1例）；另有1例境外输入无症状感染者转确诊病例（深圳1例）。/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