得益于温暖湿润的气候，农业发展迅速，稻作农业从长江流域向北传播到淮河流域，粟作农业在黄河中下游及燕山南北得到普及。这一时期遗址里的石铲和骨铲，表明农业已从刀耕火种发展为耜耕农业。农业发展使得人们定居下来，人口增长，村落增加，手工业发展，社会全面进步。

　　另有一件或许并不算小的小事值得一提。关于骨笛的命名，学界一直有不同声音，主要来自于刘正国的坚持。笛在文献中出现较晚，《诗经》《左传》等先秦古籍有关音乐的记载中，涉及“笙、箫、龠、管、篪”等众多古代管乐器，却并没有笛。汉代马融在《长笛赋》中说，“笛生乎大汉”。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原所长黄翔鹏曾就贾湖骨笛的定名提出一种观点，他认为一个祖先有很多后代，不应以其中一种后裔之名给祖先定名。贾湖骨管是中国管乐器的祖制，不应该用晚出现的名称为早出现的乐器定名。但他提出不必苛求某一种后代的名字，就以当下最自然、最简单的命名，称“笛”即可。就此中止了当时对贾湖乐器定名的讨论。但刘正国认为，以笛来命名，显然同样难逃“以后裔之名为祖先定名”之嫌。

　　贾湖因为骨笛名震天下。这处遗址被视为新石器时代前期最重要的考古发现之一。1999年，英国《古物》杂志发表贾湖骨笛研究成果，并以骨笛照片作为封面，打开全球知名度。因为骨笛，以及甲骨契刻符号、绿松石饰品等文物，贾湖遗址显示了较为发达的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这处遗址距今9000年至7500年之久，八九千年前的中华大地上，社会发展程度已经远超我们想象。《吉林小说》　　2002年春天启动的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由中国社科院考古所和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牵头，联合20个学科、400多位学者，对中华文明起源阶段进行详细研究。这项工程以浙江良渚、山西陶寺、陕西石峁和河南二里头四个都邑性遗址，以及黄河、长江和辽河流域的中心性遗址为重点，得出了中华文明起源、形成和早期发展的大脉络。探源研究中，一个根本性的问题难以绕开：到底什么是文明？

　　所以，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的一项重要工作，就是确定中国的文明起源标准。这一标准必然建立在中国考古发现基础上。其中，浙江余杭良渚古城、辽宁建平牛河梁遗址等发现，提供了重要线索。尤其是良渚古城，在30年的时间里，考古人陆续发掘出高等级墓葬、祭坛、宫殿、水稻、城墙、大型水利工程等，一个距今五千年前后的发达聚落完整浮出水面。

　　根据2014年国务院发布的《关于调整城市规模划分标准的通知》相关划分标准，依据城区常住人口数量，将城市分为五类七档：城区常住人口1000万以上城市为超大城市，500万~1000万为特大城市，而300万~500万的I型大城市和100万~300万的II型大城市并称为大城市。/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