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16日以来，按照水利部统一部署，实施两轮鄱阳湖水库群抗旱保供水联合调度专项行动，调度36座大中型水库为下游补水约21亿立方米，有力保障了沿河两岸及湖区950万人、650万亩农田用水需求。特别是精细调度万安、峡江、龙头山等赣江梯级水库，保障赣江沿线尤其是南昌城区供水安全。”胡彧说，由于旱情持续发展，当前，水库蓄水总体偏少。截至10月10日，全省水库蓄水量119.11亿立方米。其中31座大型水库蓄水量86.14亿立方米，蓄满率72.2%。

　　“牛河梁遗址发现之后，的确起到了一个作用，就是把整个讨论往前推了一步。”面对《中国新闻周刊》，郭明对牛河梁之于四十年前那场讨论的意义如是说到。其实早在1931年，李济在谈及山东城子崖发掘的意义时就说过：“现代中国新史学最大的公案就是中国文化的原始问题。”但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中原中心论”都处于绝对的主导地位，即使有诸如良渚文化的发现，也被视为龙山文化系统的一部分。直到1981年，苏秉琦的“区系类型”说的正式提出，才以“满天星斗”的格局打破了原有观念。随着牛河梁遗址的发掘，1986年考古学家严文明也提出了“重瓣花朵”说，在承认各地区具有独特发展道路的同时，强调了不同文化之间“分层次的向心结构”。几乎与此同时，美籍华裔学者张光直提出了“中国相互作用圈”，指出各文化区平等独立又紧密联系，共同形成了“最初的中国”。

　　江西省水利厅防御处工作人员胡彧向中国新闻周刊介绍，针对已出现饮水困难的1.9万名群众，当地采取管网延伸、新建水源、启用应急水源、拉水送水等应急措施及时处理，“对于正常水源不能保灌的农田，采取打抗旱井等新辟水源应急措施予以解决。”《青春期1下载》　　在建筑格局上，牛河梁遗址中被苏秉琦称为“海内孤本”的“坛庙冢”，也与传统城市规划有着诸般相似。首先，“坛庙冢”的布局明显有一条南北中轴线，而且庙在北、坛在南，这种“北庙南坛”的设置直到明清时期都一直保持不变。其次，“坛庙冢”的存在如同明清时期北京城天坛、太庙与明十三陵一般，无不显示着敬天法祖的意识与文化。最后，牛河梁的祭坛不同于东山嘴等其他遗址，坛基起三层，在形制上与明清北京天坛的圜丘坛极其相似。1992年郑孝燮、于倬云、朱希元三位古建筑专家在看到这座坛就曾感慨，此前所知古建筑起三台的最早实例是燕下都，现在看来要提早两千多年了。不久，于倬云在一篇论述北京故宫建筑制度的文章中，更是称牛河梁这座圆坛的作法，是中国古建筑三台的“鼻祖”。

　　“我们看到的牛河梁是一个特殊的遗迹，它是祭祀礼仪性的。它的日常生活是什么样子，这个的确是我们没有发现的。依据现在的情况来看，我们觉得也很难发现等级、规模可以相匹配的一个大型的聚落群。”郭明承认这些争论和置疑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但她同时觉得，在现有的讨论中可能忽视了一些地理因素和历史可能性：“牛河梁遗址所在是辽西的丘陵山地，最典型的一个特点就是沟壑多。虽然一面山坡可能是平缓的，但整个区域的面积很小。即便是现在，这个区域的村子分布也是在一个大的行政村下面包含十几二十个村组。所以当时的居住模式，可能也和现在相似。（此外）对于红山人来说，他们可能更偏重制度和精神领域的建设，常住人口有可能是为整个区域的特殊建筑服务的。”

　　1986年，河南舞阳贾湖遗址的古墓葬里首次出土了骨笛。当时的人们用丹顶鹤等禽类尺骨为材料，截去两端关节，取中间一段直骨，钻上两个至八个孔洞，制成了音阶准确的乐器。2001年，上海师范大学特聘教授、演奏家刘正国第一次举起骨笛，吹响了八九千年前的声音。/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