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日解除医学观察的无症状感染者612例，其中境外输入116例，本土496例（天津54例，新疆54例，四川51例，贵州44例，云南29例，陕西24例，湖北20例，宁夏20例，广东19例，内蒙古18例，安徽18例，西藏17例，河北16例，浙江15例，甘肃15例，黑龙江12例，上海12例，山西8例，江苏8例，河南8例，重庆8例，山东6例，广西6例，辽宁5例，吉林4例，湖南4例，青海1例）；当日转为确诊病例27例（境外输入7例）；尚在医学观察的无症状感染者15683例（境外输入933例）。

　　在昂昂溪，梁思永发掘了约200块陶片、一座墓葬及10余件骨器，并从地面采集了100多件石器和1件陶器。加上路卡什金先前采集的石器、骨器、陶片等700多件，共出土标本1000多件。只是因为天气骤然变冷，发掘工作在进行了三天之后被迫停工。于是，梁思永取道通辽、开鲁、天山、大板，在38天里步行逾1000公里，一路南下，将工作计划重新拉回到了林西。

　　那么向西呢？南阳盆地直到秦岭东麓，也是贾湖文化的分布范围。贾湖村往西50公里处的方城大张庄遗址，有大量直接继承自贾湖文化的因素。此地正好穿过叶县——方城走廊，这是连接华北平原与南阳盆地的咽喉要道。当洪水泛滥，家园沦陷，另一支贾湖人或许就穿越过这条走廊，到同族群生活的他乡生息繁衍。《仙道春奈》　　在建筑格局上，牛河梁遗址中被苏秉琦称为“海内孤本”的“坛庙冢”，也与传统城市规划有着诸般相似。首先，“坛庙冢”的布局明显有一条南北中轴线，而且庙在北、坛在南，这种“北庙南坛”的设置直到明清时期都一直保持不变。其次，“坛庙冢”的存在如同明清时期北京城天坛、太庙与明十三陵一般，无不显示着敬天法祖的意识与文化。最后，牛河梁的祭坛不同于东山嘴等其他遗址，坛基起三层，在形制上与明清北京天坛的圜丘坛极其相似。1992年郑孝燮、于倬云、朱希元三位古建筑专家在看到这座坛就曾感慨，此前所知古建筑起三台的最早实例是燕下都，现在看来要提早两千多年了。不久，于倬云在一篇论述北京故宫建筑制度的文章中，更是称牛河梁这座圆坛的作法，是中国古建筑三台的“鼻祖”。

　　“有专门机构管理，牛河梁遗址保护区范围内要好一些。这个区域外面，我们新发现的一些遗址则面临一些问题，就是农村的平整土地和深耕，还有梯田。因为我们的调查发现是有限的，可能今年基于地表的保存情况没有发现，如果明年土地做了深耕，可能就会发现比较多的陶片，但是如果下一年再耕一次，这个区域就会被破坏掉，这的确对遗址保护是非常不利的。”郭明对《中国新闻周刊》说：“还有，我们面对的红山文化，是土质遗址和石构遗迹混合的这样一种遗迹类型，怎么保护这类的东西，我们也在做尝试。”

　　另有一件或许并不算小的小事值得一提。关于骨笛的命名，学界一直有不同声音，主要来自于刘正国的坚持。笛在文献中出现较晚，《诗经》《左传》等先秦古籍有关音乐的记载中，涉及“笙、箫、龠、管、篪”等众多古代管乐器，却并没有笛。汉代马融在《长笛赋》中说，“笛生乎大汉”。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原所长黄翔鹏曾就贾湖骨笛的定名提出一种观点，他认为一个祖先有很多后代，不应以其中一种后裔之名给祖先定名。贾湖骨管是中国管乐器的祖制，不应该用晚出现的名称为早出现的乐器定名。但他提出不必苛求某一种后代的名字，就以当下最自然、最简单的命名，称“笛”即可。就此中止了当时对贾湖乐器定名的讨论。但刘正国认为，以笛来命名，显然同样难逃“以后裔之名为祖先定名”之嫌。/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