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3月21日，邓小平会见英中文化协会执行委员会代表团时首次提到“中国式的四个现代化”。他当时说，“我们定的目标是在本世纪末实现四个现代化。我们的概念与西方不同，我姑且用个新说法，叫做中国式的四个现代化。”

　　1987年第六次发掘结束后，整整十年，张居中投入研究和考古报告编写中。仅仅是将陶壶搞清楚就花了一年时间，像拼图一样拼合碎片，再对比分析年代顺序，排好序列，分型定式，分出早晚。龟甲碎片也用去了大半年，粘起了几十副龟壳。1999年，近180万字的《舞阳贾湖》考古报告终于出版，奠定了贾湖遗址在我国新石器时代研究中的地位。

　　另有一件或许并不算小的小事值得一提。关于骨笛的命名，学界一直有不同声音，主要来自于刘正国的坚持。笛在文献中出现较晚，《诗经》《左传》等先秦古籍有关音乐的记载中，涉及“笙、箫、龠、管、篪”等众多古代管乐器，却并没有笛。汉代马融在《长笛赋》中说，“笛生乎大汉”。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原所长黄翔鹏曾就贾湖骨笛的定名提出一种观点，他认为一个祖先有很多后代，不应以其中一种后裔之名给祖先定名。贾湖骨管是中国管乐器的祖制，不应该用晚出现的名称为早出现的乐器定名。但他提出不必苛求某一种后代的名字，就以当下最自然、最简单的命名，称“笛”即可。就此中止了当时对贾湖乐器定名的讨论。但刘正国认为，以笛来命名，显然同样难逃“以后裔之名为祖先定名”之嫌。《免费A级毛片无码免费视频APP》　　而贾湖文化与淮河中下游的大汶口文化之间却出现了更多相似之处，尤其在墓葬和葬俗方面。两者都有大量石器、骨器以及动物随葬，墓葬中都有龟甲，龟甲下都装着石子……而葬式、葬俗恰恰是维系一个人类共同体的文化内核。张居中由此提出一个推测：贾湖先民离开家园以后，其中一支沿淮河东下，迁徙到了同纬度的安徽、山东、江苏等地。

　　那两晚，他乐此不疲地吹奏了十几支曲子，都是《梁祝》《沂蒙山小调》《春江花月夜》这类民乐曲。他翻来覆去变换吹奏角度，尝试各种宫调，力图穷尽骨笛发声的可能性，越吹状态越好，“胜于丝竹”。最后，他大胆尝试了更为复杂的“翻七调”——将一首曲牌的曲调进行七个调门的翻奏，通过七次翻奏最终返回起始调，是一种高超的民间演奏技巧。七孔骨笛完成了复杂的“七调还原”过程。刘正国得出结论：七声齐备，叹为观止。

　　这一历史进程大致分两个阶段，18世纪到20世纪中叶，主要是从农业社会到工业社会的转变；20世纪中叶以来的新一轮现代化，主要是从工业社会到知识社会、信息社会等的转变。西方发达国家基本上完成了工业化任务，进入第二次现代化阶段。但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没有完成工业化任务，尚处在第一次现代化阶段。/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