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许继军看来，干旱对生态的影响也很大，“水域面积的减少，首先带来鱼类资源的减少，江豚的活动范围也减少，在退水后的泥滩上底栖动物、水生植物都可能被晒死。”

　　据江西省水文监测中心消息，10月9日上午8时，鄱阳湖星子站回升至7.23米，其余各重要站点水位也重回7米以上。同日，江西省防指、江西省水利厅将抗旱II级应急响应调整至Ⅲ级应急响应。

　　1930年，26岁的梁思永留美归来，加入了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考古组。此前，他在父亲梁启超的影响下，于哈佛大学攻读了七年的考古学和人类学。《成都黑帽门10分53秒手机在线》　　1955 年，考古学家尹达出版了专着《中国新石器时代》。根据梁思永的意见，书中以“关于赤峰红山后的新石器时代遗址”为题撰写了一章补说，其中指出，红山后新石器时代遗址含有细石器文化和仰韶文化两种因素，它的分布范围包括辽宁、内蒙古和河北交界的燕山南北及长城地带，“可以名之为中国新石器时代的‘红山文化’”。自此，“红山文化”终于有了一个正式的命名。

　　着名考古学家苏秉琦是郭大顺在北大读书时的导师。两年前刚刚发现东山嘴遗址时，郭大顺便写信告诉了他。彼时的他正在酝酿日后奠定中华文明多元一体观念的“区系类型”理论，同时也在思考如何从北方寻找中国古史突破口。东山嘴的出现仿佛一道倏然降临的指向标，大音希声般地提醒着他，中华文明起源可能会在辽西找到答案。1983年，他踏上了东山嘴的土地，并在随后召开的燕山南北长城地带考古专题座谈会上明确提示：要在喀左、凌源、建平三地交界处多做工作，会有更惊人的发现。“苏先生称这个交界地区是考古的金三角，促使了我们当年秋天（正式）开始发掘牛河梁。”郭大顺说。

　　在建筑格局上，牛河梁遗址中被苏秉琦称为“海内孤本”的“坛庙冢”，也与传统城市规划有着诸般相似。首先，“坛庙冢”的布局明显有一条南北中轴线，而且庙在北、坛在南，这种“北庙南坛”的设置直到明清时期都一直保持不变。其次，“坛庙冢”的存在如同明清时期北京城天坛、太庙与明十三陵一般，无不显示着敬天法祖的意识与文化。最后，牛河梁的祭坛不同于东山嘴等其他遗址，坛基起三层，在形制上与明清北京天坛的圜丘坛极其相似。1992年郑孝燮、于倬云、朱希元三位古建筑专家在看到这座坛就曾感慨，此前所知古建筑起三台的最早实例是燕下都，现在看来要提早两千多年了。不久，于倬云在一篇论述北京故宫建筑制度的文章中，更是称牛河梁这座圆坛的作法，是中国古建筑三台的“鼻祖”。/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