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样，《人口与计划生育法》也在修正中将“晚婚晚育”抹去。2015年新修正的《人口与计划生育法》中，已经没有了2001年刚颁布时“鼓励公民晚婚晚育”及“晚婚晚育”相关奖励的规定；到2021年修正后，《人口与计划生育法》又新增了“国家提倡适龄婚育、优生优育”的规定。

　　其后，2019年民法典婚姻家庭编草案二审稿审议时，“是否应降低男女法定婚龄”这一立法议题成为网络热议的焦点。事实上，次年颁布的《民法典》并未对法定婚龄做出调整，不过近三年来，依然有法学学者接连发文呼吁“下调法定婚龄”。

　　同济大学法学院多元解纷法治研究中心主任徐文海在接受澎湃新闻采访时表示，他观察到一些反对降低婚龄的声音是认为“18岁还不成熟”，“也有人提出可以增加到20岁，把它当做一个限制民事行为能力来对待，但这里就有一个问题了，法律应不应当为了照顾那些做不到的人，而去限制那些已经做到的人呢？这就有种‘爹味’很重的感觉。”《徐若瑄 三部曲》　　鲁晓明在文中阐述道，“社会老龄化，意味着越来越多的人口退出劳动者序列，转而进入受赡养者行列”，他引用了这样一组数据，“到2050年，我国65岁以上的老年人口将达到3.64 亿，人口抚养比上升至50.15%。届时，将出现两个在职人员抚养一个老人的严峻局面。”

　　“造成生育率低的原因十分复杂，人口政策、城市化、教育水平、生育成本等多种原因均可能导致生育意愿降低。但相对于其他国家生育率的逐步下降，晚婚晚育政策显然是我国生育率快速降低的重要因素。”鲁晓明进一步阐述道。

　　2020年，薛宁兰在《东方法学》期刊上刊发了《社会转型中的婚姻家庭法制新面向》一文，详述了对降低法定婚龄的思考。文中，她主张未来将男女法定婚龄一并确立为18周岁，与成年年龄相等。/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