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么，这个问题为何在10年中被反复提及？近日，多位主流学者及倡导者与澎湃新闻深入交流了他们的观点。除低生育的现实外，“国际最高法定婚龄之一”“与成年年龄冲突”等理由被多位法学学者提及。

　　“《民法典》刚刚生效，短时间内也不太可能做较大改动。故如今下调法定婚龄并非适时可行。”徐文海在2021年发表的《<民法典>视阈下降低法定婚龄的可行性研究》一文中如此写道，但他同时提出，“政府应当厘清社会群众对法定婚龄下调的理解误区，明确降低法定婚龄只是起引导作用而非强制提早结婚，也可以向民众普及降低法定婚龄的社会效益，从而为下次改法调整法定婚龄做好铺垫。”

　　十八届三中全会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指出，要紧紧围绕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十九大报告指出，经济体制改革必须以完善产权制度和要素市场化配置为重点，实现产权有效激励、要素自由流动、价格反应灵活、竞争公平有序、企业优胜劣汰。二十大报告重申，要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毫不动摇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毫不动摇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这些，就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的基本方向。《可以看女生尿道的视频软件有哪些》　　他同时指出，应认识到降低法定婚龄对增加人口的效果可能有限，“降低法定婚龄并不必然能改善初婚推迟和低生育率的现状，但起码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抵消因社会进步和经济发展对青年人晚婚或不婚、晚育或不育造成的影响，适当鼓励早婚，以改善我国人口结构。”

　　“当前，我国学界关于婚育制度的研究聚焦于人口生育制度，而很少注意到法定婚龄对于人口结构的影响”，鲁晓明在该文中写道。他在文中提出，应修改法定婚龄制度，降低允许结婚年龄，通过变革婚育制度刺激生育，以改变失衡的人口结构。

　　该文记载，1983年到1994年，男性低于法定婚龄结婚比重都在35%以上，不过20世纪80年代后期以来，早婚现象趋于减少，男女晚婚比重逐渐上升。/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