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古工作者在贾湖遗址找到了40多支骨笛，大量龟甲碎片——其中有的留下了人为刻划的符号，陶、石、骨等出土物共计5000余件。八次发掘总面积约3000平方米，略小于半个足球场，大概占整个遗址5.5万平方米的1/18。对于考古遗址来说，这已经算是较为充分的发掘了，很多大型遗址半个世纪才揭开百分之一。

　　1987年，张居中带着骨笛去北京鉴定那次，也带上了三片龟甲。他拜访了多位古文字学家，得到三种意见：一种以甲骨文专家胡厚宣为代表，认为就是当时的文字；一种以古文字学家李学勤为代表，认为应该是具有一定原始文字性质的刻划符号；一种以古文字学家裘锡圭为代表，认为只是一种记号。对于贾湖符号是不是文字，暂无定论。不过很多学者认同，贾湖龟甲的功能与殷墟甲骨类似，都是占卜。张居中的观点是，贾湖的契刻符号分记事、记数和占卜三种用途。

　　另有一件或许并不算小的小事值得一提。关于骨笛的命名，学界一直有不同声音，主要来自于刘正国的坚持。笛在文献中出现较晚，《诗经》《左传》等先秦古籍有关音乐的记载中，涉及“笙、箫、龠、管、篪”等众多古代管乐器，却并没有笛。汉代马融在《长笛赋》中说，“笛生乎大汉”。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原所长黄翔鹏曾就贾湖骨笛的定名提出一种观点，他认为一个祖先有很多后代，不应以其中一种后裔之名给祖先定名。贾湖骨管是中国管乐器的祖制，不应该用晚出现的名称为早出现的乐器定名。但他提出不必苛求某一种后代的名字，就以当下最自然、最简单的命名，称“笛”即可。就此中止了当时对贾湖乐器定名的讨论。但刘正国认为，以笛来命名，显然同样难逃“以后裔之名为祖先定名”之嫌。《久逼435435》　　“那时候贾湖人以渔猎为主，但狩猎、捕捞、种植、养殖、采集五大门类都有了，餐桌还是挺丰富的，营养还可以。”张居中笑着说。根据对人体骨骸的测量，贾湖遗址男性平均身高171厘米，女性平均身高167厘米，比今天全国平均身高还高。

　　新中国建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之后，作为后发者中国在现代化道路上一路追赶，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第一大工业国、第一大货物贸易国、第一大外汇储备国，国家综合实力和国际影响力不断跃升，完成了从“站起来”到“富起来”，再到“强起来”的飞跃。

　　香港城市大学法学院教授、中国法与比较法研究中心主任王江雨说：“北京以高层次提出‘中国式现代化’，表明中国要光明正大、毫不含蓄地选择自己的路径。”/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