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1959年发现二里头遗址起，拥有实证的中华文明史就被定格在了距今4000多年前。牛河梁遗址的测定结果，直接将这一时间提前了1000多年。用苏秉琦的话说，这是“东方文明的新曙光”，是“中华文化的火花”。面对牛河梁遗址必然会引发的重要学术意义和社会影响，苏秉琦甚至还在1985年5月召开的中国考古学会第五次年会上，提醒大家要注意一场关于中国文明起源的大讨论即将开始。

　　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教授韩建业说，多数考古学家眼中的“文明”，基本是西语中Civilization一类词的翻译，一般以恩格斯“国家是文明社会的概括”这一论断为据，多数情况下，将文明起源和国家起源当做大同小异的同一件事来研究。中国社科院考古所研究员冯时则从中国传统来认识“文明”，《易传》《尚书》中的“文明”一词，本意是经过内心德行修养表现出的“文德”，是将人从动物世界分离出来的精神追求。因此，文明社会的状态，应该是“人类以修养文德而彰明，而社会则得有制度的建设和礼仪的完善而彰明”。

　　“以往枯水期是在冬季，但这个时候其实也是水生动植物的生长期，一些鱼会转入到洞里，相对而言活动量少一些，也叫做越冬状态。” 江西省科学院鄱阳湖研究中心副主任，生物资源研究所副所长戴年华称，枯水期的提前到来，让一些小鱼还没有长大就干死了。《仙踪林老狼八零婚纱摄影》　　事实上，围绕牛河梁遗址的争论本质上依然系于“文明标准”的问题。长久以来，全球考古界都以冶金术、文字、城市三个要素作为判断文明的标尺。尽管越来越多的新发现，让当代考古学家开始反思旧学说，中国学者也尝试提炼出更具普适性的标准，但对固有体系的打破并非一朝一夕之事，更需要足够丰富且有力的考古成果作为加持。在这一点上，牛河梁遗址的文明起源地位若要真正实现举世公认、无可动摇，还得依靠其自身的进一步调查、发掘和研究。

　　在14个特大城市中，城区人口排在前三的分别是武汉（995.3万人）、东莞（955.76万人）和西安（928.37万人），这三座城市也是特大城市中仅有的三座城区人口超过900万人的城市。也就是说，下一个超大城市很有可能在这三座城市间诞生。

　　旱情之下，鄱阳湖的最低水位及水域面积屡创新低。10月5日，鄱阳湖代表站星子站的水位一度只有6.83米，低于历史最低水位0.28米。/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