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后，2019年民法典婚姻家庭编草案二审稿审议时，“是否应降低男女法定婚龄”这一立法议题成为网络热议的焦点。事实上，次年颁布的《民法典》并未对法定婚龄做出调整，不过近三年来，依然有法学学者接连发文呼吁“下调法定婚龄”。

　　2020年，薛宁兰在《东方法学》期刊上刊发了《社会转型中的婚姻家庭法制新面向》一文，详述了对降低法定婚龄的思考。文中，她主张未来将男女法定婚龄一并确立为18周岁，与成年年龄相等。

　　“上世纪60年代到80年代这20年期间，我国净增人口3亿两千多万，远远超过社会承载能力，通过晚婚晚育来控制生育，这也是一个必然选择。”近日，广东财经大学法学院院长鲁晓明在接受澎湃新闻采访时表示。《香蕉导航app》　　德国新闻电视台报道称，汉堡财政官员安德烈亚斯·德雷赛尔也呼吁在中远入股汉堡港码头的争议中保持客观性。“全国许多自封的港口专家应该坚持事实。”他强调，中远集团无法通过计划持有的“福地”（Tollerort）码头35%的股份进入汉堡港。允许中远入股不会产生任何片面的依赖，恰恰相反，它将加强德国的供应链，保障就业并促进价值创造。

　　这篇用中国外交工作中的成绩来反衬出美国外交工作困境的文章，是由Politico的资深国际新闻记者纳哈尔·图斯（Nahal Toosi）撰写的

　　我国社会长久以来都是“普婚普育”，婚姻往往是生育的前奏。在1980年《婚姻法》中，“婚”与“育”都有倡导性表述——其第六条还规定，“晚婚晚育应予鼓励。”/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