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国中西部，尤其是西北、西南一些地级市面积非常大，有的甚至和沿海地区的一个省份面积相当，但由于人口不足，以及在经济、城市基础设施等方面相对落后，离超大、特大城市的概念还有不小差距。

　　2020年底，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第五期研究启动，牛河梁遗址被列入了“北方长城地带文明进程研究”子项目；次年，“考古中国”重大项目“红山社会文明化进程研究”也将牛河梁遗址囊括进来。这是各有侧重、互为补充的两个项目。前者关注文明化进程的普遍特征，重点是文明化进程的某一断面（某一个时间段）较大空间区域文明的特征和图景，以点带面；后者研究的空间范围明显较小，但时间范围涵盖红山文化形成、发展至衰落的这1500年时间，所涉内容更加全面、庞杂。但殊途同归的是，它们都昭示着对牛河梁的进一步探索不再是某个地区、某个部门的工作，而是更高层面上的一项持续性工作。

　　值得注意的是，位于金字塔顶端的超大城市仅有7座，分别是上海、北京、深圳、重庆、广州、成都和天津。而谁会是下一个超大城市，格外引人关注。《乱伦迷情(H) - 分卷阅读84》　　“牛河梁遗址发现之后，的确起到了一个作用，就是把整个讨论往前推了一步。”面对《中国新闻周刊》，郭明对牛河梁之于四十年前那场讨论的意义如是说到。其实早在1931年，李济在谈及山东城子崖发掘的意义时就说过：“现代中国新史学最大的公案就是中国文化的原始问题。”但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中原中心论”都处于绝对的主导地位，即使有诸如良渚文化的发现，也被视为龙山文化系统的一部分。直到1981年，苏秉琦的“区系类型”说的正式提出，才以“满天星斗”的格局打破了原有观念。随着牛河梁遗址的发掘，1986年考古学家严文明也提出了“重瓣花朵”说，在承认各地区具有独特发展道路的同时，强调了不同文化之间“分层次的向心结构”。几乎与此同时，美籍华裔学者张光直提出了“中国相互作用圈”，指出各文化区平等独立又紧密联系，共同形成了“最初的中国”。

　　着名考古学家苏秉琦是郭大顺在北大读书时的导师。两年前刚刚发现东山嘴遗址时，郭大顺便写信告诉了他。彼时的他正在酝酿日后奠定中华文明多元一体观念的“区系类型”理论，同时也在思考如何从北方寻找中国古史突破口。东山嘴的出现仿佛一道倏然降临的指向标，大音希声般地提醒着他，中华文明起源可能会在辽西找到答案。1983年，他踏上了东山嘴的土地，并在随后召开的燕山南北长城地带考古专题座谈会上明确提示：要在喀左、凌源、建平三地交界处多做工作，会有更惊人的发现。“苏先生称这个交界地区是考古的金三角，促使了我们当年秋天（正式）开始发掘牛河梁。”郭大顺说。

　　而据郭明介绍，近几年的发掘工作主要还是在第一地点进行，并且已在2号建筑址发现了6万多平方米的9座台基。这些台基呈现着由南向北、沿等高线由低向高逐级修建的原则，整个建筑址的最高点为编号TJ1的台基。在此之前，女神庙被认为是和附近的台基各自独立存在的，但根据新的发现，女神庙其实位于TJ9台基之上。并且他们推测，从目前发掘情况看，每个台基上应该都有建筑，而且可能比女神庙更为宏伟，只是具体的建筑形式目前尚且无从得知。/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