鄱阳湖的水源主要由赣江、修河、信江、饶河、抚河等供给。作为流域内最大的“水库”，鄱阳湖常常视为长江的“晴雨表”。与此同时，鄱阳湖也是“微笑天使”长江江豚的主要栖息地之一。2017年长江江豚生态科考结果发现，长江江豚种群数量约为1012头，其中鄱阳湖457头。到了去年，江豚的数量已增至700余头。

　　惊人的发现的确很快呈现在了世人面前。首先是第二地点又挖掘出一座墓葬，出土了两件玉雕龙和一件马蹄形玉箍；接着，通过对墓葬群的进一步发掘，考古人员发现牛河梁的墓冢并不是其他史前文化那样的土坑墓，而是独特的积石冢，有石块砌筑的冢界，形状有方有圆，有双冢相迭相套，尤其是有封顶堆石和堆土压在墓上，结构较为复杂。此外，在第二地点和第五地点的墓冢之间还发现了祭坛，其中第二地点的祭坛是用一种红色的安山岩石并立砌筑，有如石栅，立石共有三圈，由外向内层层高起，所用的石块也逐层变小一个规格。

　　而在一些经济较为发达的地区，虽然有些城市给人的印象是一片熙熙攘攘、人来人往的景象，但也未能入选，如苏州、厦门、福州、宁波这些热门大都市，都没有入围特大城市。原因简单，衡量一个城市是超大、特大还是其他类型，主要看的是城区人口，而非全市常住人口。《欧美风和日韩风区别》　　中国考古学会理事长王巍如此总结他对中华文明起源、形成与早期发展的认识：中华文明距今万年奠基，8000年起源，6000年加速，5000多年进入文明社会，4300年中原崛起，4000年王朝建立，3000年王权巩固，2200年统一多民族国家形成。他对《中国新闻周刊》说，区分文明“起源”和“形成”两个概念，是文明探源研究的一项创举。他希望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的下一步深化，就是继续上溯至八千年，进一步探究文明起源阶段。

　　而在郭大顺看来，未能发现的居住遗址或许恰恰说明了牛河梁文明的发达程度：“一般的生活遗址可能距离比较远，（因为）它的祭祀是独立的，不和生活区搅在一起。”他认为，牛河梁遗址不仅可以确信代表着文明，更应该是红山文化的中心：“它的北南东西都有红山文化遗址，它那个位置也是四通八达、交通中心。”

　　2020年底，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第五期研究启动，牛河梁遗址被列入了“北方长城地带文明进程研究”子项目；次年，“考古中国”重大项目“红山社会文明化进程研究”也将牛河梁遗址囊括进来。这是各有侧重、互为补充的两个项目。前者关注文明化进程的普遍特征，重点是文明化进程的某一断面（某一个时间段）较大空间区域文明的特征和图景，以点带面；后者研究的空间范围明显较小，但时间范围涵盖红山文化形成、发展至衰落的这1500年时间，所涉内容更加全面、庞杂。但殊途同归的是，它们都昭示着对牛河梁的进一步探索不再是某个地区、某个部门的工作，而是更高层面上的一项持续性工作。/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