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有一件或许并不算小的小事值得一提。关于骨笛的命名，学界一直有不同声音，主要来自于刘正国的坚持。笛在文献中出现较晚，《诗经》《左传》等先秦古籍有关音乐的记载中，涉及“笙、箫、龠、管、篪”等众多古代管乐器，却并没有笛。汉代马融在《长笛赋》中说，“笛生乎大汉”。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原所长黄翔鹏曾就贾湖骨笛的定名提出一种观点，他认为一个祖先有很多后代，不应以其中一种后裔之名给祖先定名。贾湖骨管是中国管乐器的祖制，不应该用晚出现的名称为早出现的乐器定名。但他提出不必苛求某一种后代的名字，就以当下最自然、最简单的命名，称“笛”即可。就此中止了当时对贾湖乐器定名的讨论。但刘正国认为，以笛来命名，显然同样难逃“以后裔之名为祖先定名”之嫌。

　　工业是碳排放的主要来源，我国大约70%的二氧化碳排放来自工业生产或生成性排放。因此，推进工业绿色低碳转型，成为我国实现“碳中和”“碳达峰”目标的重要一环。

　　“在我看来，那是最伟大的发现之一。陶器、骨器、绿松石的制作，尤其与天文历法、占卜有关的出土物，给我们很大的冲击。”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考古文博系教授韩建业认为，在八千年中华文明起源阶段，最震撼、最直接的证据就是贾湖。《国外破处电影第十二部》　　世界历史表明，一些老牌资本主义国家的现代化，走的是暴力掠夺殖民地的道路，是以其他国家落后为代价的现代化。而新中国成立70多年来，中国从没有主动挑起过任何一场战争和冲突。

　　萧兴华说，衡量音乐文化的标志，是音阶的形成。旧石器时代晚期出现了四声音阶，主要用在劳动号子上。为了用声音表达更复杂的情绪，人类将四声音阶发展成五声音阶，音乐文明由此翻入新的一页。而贾湖骨笛的测音结果表明，它已经能奏出完整和相当准确的五声音阶。可以说，在贾湖遗址的年代，居住在中原的先民早早地进入了音乐文明时期。

　　香港城市大学法学院教授、中国法与比较法研究中心主任王江雨说：“北京以高层次提出‘中国式现代化’，表明中国要光明正大、毫不含蓄地选择自己的路径。”/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