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6年7月24日夜，新华社发布了电讯，介绍牛河梁遗址的新发现，称“五千年前，这里曾经存在过一个具有国家雏形的原始文明社会。” 次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联播又以三分钟的时长进行了播报，《光明日报》也在头版发表文章称：“中国文明起源问题找到了新线索”。随后，港台地区及日本、东南亚等国纷纷加以转载并配有专家采访。“牛河梁遗址的发现，等于把整个的红山文化推到了全国全世界的面前。”郭明说。

　　问题在于，干旱预测比起洪涝预测有着更多的维度和指标。干旱的形成有多重原因，且是一个发展缓慢的过程。许继军举例称，长江流域就和北方不一样，北方只要一段时间不降雨，就大概率出现干旱，而在南方，干旱的发生受前期洪涝程度及之后天气影响，随着时间缓慢升级。中间还涉及到比较复杂的原因，包括河流来水、水库蓄水，田间地里保有的水量等等。

　　自1959年发现二里头遗址起，拥有实证的中华文明史就被定格在了距今4000多年前。牛河梁遗址的测定结果，直接将这一时间提前了1000多年。用苏秉琦的话说，这是“东方文明的新曙光”，是“中华文化的火花”。面对牛河梁遗址必然会引发的重要学术意义和社会影响，苏秉琦甚至还在1985年5月召开的中国考古学会第五次年会上，提醒大家要注意一场关于中国文明起源的大讨论即将开始。《黄书白洁》　　当然，还是那句话，衡量城市规模大小，并不能仅仅看人口数量，也离不开经济、科技、贸易、教育、交通、医疗等各领域综合实力的角度。那些还有待进阶的城市，需要对照排位靠前的城市“择其善者而从之”，全面提升自己的软硬实力。

　　在建筑格局上，牛河梁遗址中被苏秉琦称为“海内孤本”的“坛庙冢”，也与传统城市规划有着诸般相似。首先，“坛庙冢”的布局明显有一条南北中轴线，而且庙在北、坛在南，这种“北庙南坛”的设置直到明清时期都一直保持不变。其次，“坛庙冢”的存在如同明清时期北京城天坛、太庙与明十三陵一般，无不显示着敬天法祖的意识与文化。最后，牛河梁的祭坛不同于东山嘴等其他遗址，坛基起三层，在形制上与明清北京天坛的圜丘坛极其相似。1992年郑孝燮、于倬云、朱希元三位古建筑专家在看到这座坛就曾感慨，此前所知古建筑起三台的最早实例是燕下都，现在看来要提早两千多年了。不久，于倬云在一篇论述北京故宫建筑制度的文章中，更是称牛河梁这座圆坛的作法，是中国古建筑三台的“鼻祖”。

　　而据郭明介绍，近几年的发掘工作主要还是在第一地点进行，并且已在2号建筑址发现了6万多平方米的9座台基。这些台基呈现着由南向北、沿等高线由低向高逐级修建的原则，整个建筑址的最高点为编号TJ1的台基。在此之前，女神庙被认为是和附近的台基各自独立存在的，但根据新的发现，女神庙其实位于TJ9台基之上。并且他们推测，从目前发掘情况看，每个台基上应该都有建筑，而且可能比女神庙更为宏伟，只是具体的建筑形式目前尚且无从得知。/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