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时的社会背景发生变化，新中国成立后的30多年，我国人口迅速增长。1980年《婚姻法》将男女法定婚龄分别提高两岁，是受到我国人口过快增长这一社会因素的制约，以此推动计划生育国策的贯彻落实。”薛宁兰介绍道。

　　高质量发展的量的合理增长，就经济增长来看，主要是增长速度要保持在合理区间，符合潜在增长率，符合长期向好的基本面。“十四五”时期，我国潜在增长率应该在5.5%左右，保持这样一个增长，就是合理的增长，是我国常态化的增长。受疫情影响，我国前两年增长5.1%，今年前三个季度增长3%，三年平均增长可能不会超过5%，这低于我国的潜在增长率、不符合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也不是我国经济的新常态。所以，要尽快扭转。

　　2020年，薛宁兰在《东方法学》期刊上刊发了《社会转型中的婚姻家庭法制新面向》一文，详述了对降低法定婚龄的思考。文中，她主张未来将男女法定婚龄一并确立为18周岁，与成年年龄相等。《鼓上蚤时迁电影》　　2019年6月26日，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一次会议对民法典婚姻家庭编草案二审稿进行分组审议时，“是否应降低男女法定婚龄”这一立法议题一时成为关注焦点。

　　“我是学生态学的，生态讲究平衡，不平衡就要出结构问题，人口也是一样。一对夫妻至少要生两个孩子来传承，考虑到有些人不育、不结婚，那么一个家庭至少要生2个多孩子才能实现人口结构平衡”，黄细花如此分析道。可是她也观察到，我国生育率早已低于该水平，并且还在持续走低。

　　“18岁的人，连选举这么重要的、应当具有更完备的价值观和世界观的政治性权利都赋予他了，为什么在结婚这种个人问题上，不赋予他权利呢？”徐文海表示。/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