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学界将总和生育率2.1作为世代更替水平，一旦达到世代更替水平，出生和死亡将逐渐趋于均衡。事实上，从1992年起，我国总和生育率开始低于2.1，至今已有30年。

　　“当前，我国学界关于婚育制度的研究聚焦于人口生育制度，而很少注意到法定婚龄对于人口结构的影响”，鲁晓明在该文中写道。他在文中提出，应修改法定婚龄制度，降低允许结婚年龄，通过变革婚育制度刺激生育，以改变失衡的人口结构。

　　还是以巴拿马为例，美国驻该国的大使虽然一度空缺了4年半，但根据Politico的说法，我国驻巴拿马大使魏强在接受采访时表示，美国大使馆在该国仍然有上百名员工，而中国大使馆的职员只有不到20人。《g型神探》　　“上世纪60年代到80年代这20年期间，我国净增人口3亿两千多万，远远超过社会承载能力，通过晚婚晚育来控制生育，这也是一个必然选择。”近日，广东财经大学法学院院长鲁晓明在接受澎湃新闻采访时表示。

　　“男20岁，女18岁，这是指男女结婚不得早于这个年龄，是法律对申请结婚登记男女的最低年龄限制，当时它的目的是为了防止早婚，防止形成‘童婚’。”近日，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社会法室主任、研究员、性别与法律研究中心主任薛宁兰在接受澎湃新闻采访时表示。

　　他提出，我国的法定婚龄为男满22岁、女满20岁，这是“晚婚晚育”理念的制度化，是控制人口增长的手段，其立基于上世纪80年代人口急遽膨胀、人口增长远超社会承载能力的现实国情，而当前我国生育率持续下降，人口老龄化加剧，社会现实已经发生了变化。/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