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欧洲研究所所长崔洪建对《环球时报》记者表示，从应对美国特朗普政府对欧洲的经济霸凌采取的措施，到如今针对中国的单边主义政策工具，《反胁迫工具法案》已经有些变味。欧洲一方面想以所谓的反胁迫工具为盾，威慑其他经济体，另一方面试图把贸易变成单边制裁他国的工具，具有很强的进攻性。崔洪建认为，对“经济胁迫”需要制定各方都能够接受的基本定义和标准，并在国际法层面和WTO规则下得到相应的支持，而不是基于单方面的立场和观点得出结论，往别的经济体头上“扣帽子”，这是不合理的。比如，在立陶宛的问题上，欧盟虽然在WTO进行了申诉，但它很难得到支持。

　　首先，要有应对低生育率的信心和耐心。目前中国生育率的持续下降是多种因素叠加的结果，包括全球生育水平下降的共同趋势、婚育推迟进度效应的影响等，但仍具备提升空间。从国际经验看，不少发达国家在总和生育率下降到1.5甚至1.3后仍然能实现生育率的回升，因此要有提振生育水平的信心。生育意愿、生育行为的改变需要政策长期、持续的作用，不能用短时间的效果去评判生育支持政策是否有用。中国生育支持政策的调整方向是对的，只要加大投入、坚持长期建设，效果一定会逐步显现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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