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名种植户向中国新闻周刊表示，生活用水得以保障，但生产用水不足及极端高温对稻田的影响仍较大。“200多亩地，有30多亩直接干死”，萍乡市芦溪县村民刘华向中国新闻周刊介绍，他所在的位置位于河畔的上游，下游的情况可能更糟糕。

　　在这些发现的基础上，2018年，探源工程专家组将文明标准定为四条：生产力方面，农业和手工业有相当程度发展；社会明显分化；出现作为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城市；出现王权。后来，国内学者又陆续提出一些看法，但国家、城市、王权、阶级分化这几个要素重合率颇高。

　　2020年底，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第五期研究启动，牛河梁遗址被列入了“北方长城地带文明进程研究”子项目；次年，“考古中国”重大项目“红山社会文明化进程研究”也将牛河梁遗址囊括进来。这是各有侧重、互为补充的两个项目。前者关注文明化进程的普遍特征，重点是文明化进程的某一断面（某一个时间段）较大空间区域文明的特征和图景，以点带面；后者研究的空间范围明显较小，但时间范围涵盖红山文化形成、发展至衰落的这1500年时间，所涉内容更加全面、庞杂。但殊途同归的是，它们都昭示着对牛河梁的进一步探索不再是某个地区、某个部门的工作，而是更高层面上的一项持续性工作。《中间人》　　“牛河梁遗址发现之后，的确起到了一个作用，就是把整个讨论往前推了一步。”面对《中国新闻周刊》，郭明对牛河梁之于四十年前那场讨论的意义如是说到。其实早在1931年，李济在谈及山东城子崖发掘的意义时就说过：“现代中国新史学最大的公案就是中国文化的原始问题。”但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中原中心论”都处于绝对的主导地位，即使有诸如良渚文化的发现，也被视为龙山文化系统的一部分。直到1981年，苏秉琦的“区系类型”说的正式提出，才以“满天星斗”的格局打破了原有观念。随着牛河梁遗址的发掘，1986年考古学家严文明也提出了“重瓣花朵”说，在承认各地区具有独特发展道路的同时，强调了不同文化之间“分层次的向心结构”。几乎与此同时，美籍华裔学者张光直提出了“中国相互作用圈”，指出各文化区平等独立又紧密联系，共同形成了“最初的中国”。

　　3、在上述五街道辖区内的企业，员工居住地在五个街道辖区内的，确需必要采取点对点到单位上班，不与社会面接触；居住地在五个街道辖区外的员工，居家办公，必须到岗上班的，由企业在五个街道内自行解决住宿问题。

　　1972年7月，北京东直门医院住进了一批特殊的“病人”，其中就有“523”项目“抗疟中草药研究”课题组组长屠呦呦——这批科研人员，是去当“小白鼠”试药的。/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