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觉得按照正常人的思维，有困难不怕，您说一句，大部分人都愿意伸出援手，一起把这个困难给解决了，但是，咱做一个戏，肯定还是得有一定的担当，我特别怕刚开始说得挺好，最后开机了，哪哪都不行，哪哪都是问题，那可真是愁。

　　多名种植户向中国新闻周刊表示，生活用水得以保障，但生产用水不足及极端高温对稻田的影响仍较大。“200多亩地，有30多亩直接干死”，萍乡市芦溪县村民刘华向中国新闻周刊介绍，他所在的位置位于河畔的上游，下游的情况可能更糟糕。

　　贾湖并非唯一的高地。差不多同一时期，其他地区的族群也在向文明进发。比如浙江浦江县的上山遗址，距今一万年，发现了中国迄今最早的驯化稻。除了水稻之外，上山文化的其他现象也颇值得关注，比如占卜、制陶技术等，浙江义乌桥头的上山文化遗址中，就发现了距今9000~8500年的卦象符号。长江中游洞庭湖西南，距今7800~7000年的高庙遗址出现了大型祭祀场和精美的白陶祭器，早熟的宗教祭祀和空间观念逐步形成……《男人桶女人的app软件》　　“牛河梁遗址发现之后，的确起到了一个作用，就是把整个讨论往前推了一步。”面对《中国新闻周刊》，郭明对牛河梁之于四十年前那场讨论的意义如是说到。其实早在1931年，李济在谈及山东城子崖发掘的意义时就说过：“现代中国新史学最大的公案就是中国文化的原始问题。”但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中原中心论”都处于绝对的主导地位，即使有诸如良渚文化的发现，也被视为龙山文化系统的一部分。直到1981年，苏秉琦的“区系类型”说的正式提出，才以“满天星斗”的格局打破了原有观念。随着牛河梁遗址的发掘，1986年考古学家严文明也提出了“重瓣花朵”说，在承认各地区具有独特发展道路的同时，强调了不同文化之间“分层次的向心结构”。几乎与此同时，美籍华裔学者张光直提出了“中国相互作用圈”，指出各文化区平等独立又紧密联系，共同形成了“最初的中国”。

　　事实上，围绕牛河梁遗址的争论本质上依然系于“文明标准”的问题。长久以来，全球考古界都以冶金术、文字、城市三个要素作为判断文明的标尺。尽管越来越多的新发现，让当代考古学家开始反思旧学说，中国学者也尝试提炼出更具普适性的标准，但对固有体系的打破并非一朝一夕之事，更需要足够丰富且有力的考古成果作为加持。在这一点上，牛河梁遗址的文明起源地位若要真正实现举世公认、无可动摇，还得依靠其自身的进一步调查、发掘和研究。

　　“我们看到的牛河梁是一个特殊的遗迹，它是祭祀礼仪性的。它的日常生活是什么样子，这个的确是我们没有发现的。依据现在的情况来看，我们觉得也很难发现等级、规模可以相匹配的一个大型的聚落群。”郭明承认这些争论和置疑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但她同时觉得，在现有的讨论中可能忽视了一些地理因素和历史可能性：“牛河梁遗址所在是辽西的丘陵山地，最典型的一个特点就是沟壑多。虽然一面山坡可能是平缓的，但整个区域的面积很小。即便是现在，这个区域的村子分布也是在一个大的行政村下面包含十几二十个村组。所以当时的居住模式，可能也和现在相似。（此外）对于红山人来说，他们可能更偏重制度和精神领域的建设，常住人口有可能是为整个区域的特殊建筑服务的。”/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