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时的社会背景发生变化，新中国成立后的30多年，我国人口迅速增长。1980年《婚姻法》将男女法定婚龄分别提高两岁，是受到我国人口过快增长这一社会因素的制约，以此推动计划生育国策的贯彻落实。”薛宁兰介绍道。

　　“当前，我国学界关于婚育制度的研究聚焦于人口生育制度，而很少注意到法定婚龄对于人口结构的影响”，鲁晓明在该文中写道。他在文中提出，应修改法定婚龄制度，降低允许结婚年龄，通过变革婚育制度刺激生育，以改变失衡的人口结构。

　　58安居客房产研究院分院院长张波对中新经纬分析，房价下行的城市依然在增加，市场未形成有效的复苏，这也是9月底“三政齐发”的主要原因所在。《房屋中介吴梦梦》　　我国社会长久以来都是“普婚普育”，婚姻往往是生育的前奏。在1980年《婚姻法》中，“婚”与“育”都有倡导性表述——其第六条还规定，“晚婚晚育应予鼓励。”

　　2001年颁布的《人口与计划生育法》则对“晚婚晚育”做了更详细的规定，明确了其奖励政策。该法第十八条规定，“国家稳定现行生育政策，鼓励公民晚婚晚育，提倡一对夫妻生育一个子女”。其第二十五条规定，“公民晚婚晚育，可以获得延长婚假、生育假的奖励或者其他福利待遇。”

　　“因此我希望从法律层面上，赋予年轻人和婴幼儿更多的权益，更好地保护他们的切身利益。本意并非一部分朋友所理解的，让大家18岁都去结婚。”黄细花写道。/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