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趟极为艰难的跋涉，在后来的调查报告中，梁思永回忆道：“这惨黯的境况不但使我们精神感受极大的打击，并且增加了许多行旅的困难。一路上人食、马草、饮水、燃料、宿息的地方没有一天不发生问题。此外再加上贼匪的出没，气候的寒冷，冰雪的阻碍，白昼时间的缩短，我们的行走止息完全受了环境的支配，没有丝毫的自由。”纵使如此，他却没有动过一丝放弃的念头。早在20世纪初，位于赤峰东北郊英金河畔的红山就引起了国外考古学家的关注，日本学者鸟居龙藏和法国学者桑志华先后到此进行过考古发掘，发现了80多处史前文化遗址。在哈佛时，梁思永仔细阅读过二人的调查研究论着，对该区域关注已久。

　　一方面，是水利工程的建设。“长江流域水资源量是很丰富的，多年水量平均近1万亿立方米，但我们的水库的调控能力相对来说只有15%到17%”，许继军说，长江中下游干流指望三峡水库补水，而三峡水库兴利调节库容只有165亿立方米，防洪库容为221.5亿立方米。比如今年，汛期考虑防洪要求，按汛限水位运行，水库存蓄水量不多，在汛期其抗旱补水能力很有限。

　　今年系鄱阳湖自1951年有记录以来最早进入枯水期的年份。“旱涝/旱涝急转”不乏先例，但今年的“涝旱突变”情况比较罕见。许继军指出，汛期水库有防洪要求，水库水位必须降低至汛限水位，做好调蓄洪水的准备，但今年出现了两难的局面，预期的洪水没有来，却出现了严重干旱，而此时水库蓄水有限，抗旱保供水和灌溉的压力就比较大。《枪花18》　　“我们看到的牛河梁是一个特殊的遗迹，它是祭祀礼仪性的。它的日常生活是什么样子，这个的确是我们没有发现的。依据现在的情况来看，我们觉得也很难发现等级、规模可以相匹配的一个大型的聚落群。”郭明承认这些争论和置疑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但她同时觉得，在现有的讨论中可能忽视了一些地理因素和历史可能性：“牛河梁遗址所在是辽西的丘陵山地，最典型的一个特点就是沟壑多。虽然一面山坡可能是平缓的，但整个区域的面积很小。即便是现在，这个区域的村子分布也是在一个大的行政村下面包含十几二十个村组。所以当时的居住模式，可能也和现在相似。（此外）对于红山人来说，他们可能更偏重制度和精神领域的建设，常住人口有可能是为整个区域的特殊建筑服务的。”

　　事实上，围绕牛河梁遗址的争论本质上依然系于“文明标准”的问题。长久以来，全球考古界都以冶金术、文字、城市三个要素作为判断文明的标尺。尽管越来越多的新发现，让当代考古学家开始反思旧学说，中国学者也尝试提炼出更具普适性的标准，但对固有体系的打破并非一朝一夕之事，更需要足够丰富且有力的考古成果作为加持。在这一点上，牛河梁遗址的文明起源地位若要真正实现举世公认、无可动摇，还得依靠其自身的进一步调查、发掘和研究。

　　1979年5月，辽宁省启动了计划四年完成的文物普查，先从文物分布较多的朝阳市的朝阳、凌源、喀左三县开始，并召集全省各市、县、区派学员参加培训。普查中，喀左县发现了609处遗址点，并在其中24个点采集到了红山文化陶片，有几处采集到的陶片较为丰富，且多彩陶，兴隆庄章京营子大队下面的东山嘴就是其中之一。当年秋天，文物普查队对东山嘴进行了试掘，很快便发现了一片由方整石块砌筑的石墙。/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