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看来，那是最伟大的发现之一。陶器、骨器、绿松石的制作，尤其与天文历法、占卜有关的出土物，给我们很大的冲击。”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考古文博系教授韩建业认为，在八千年中华文明起源阶段，最震撼、最直接的证据就是贾湖。

　　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副所长冯颜利表示，中国成功走出了一条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如果顺利实现现代化，其影响无疑将是巨大的、空前的、世界性的。

　　1964年12月，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周恩来在政府工作报告中首次提出，在20世纪内，把中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的社会主义强国，实现四个现代化目标的“两步走”设想。《暖暖在线观看视频》　　香港城市大学法学院教授、中国法与比较法研究中心主任王江雨说：“北京以高层次提出‘中国式现代化’，表明中国要光明正大、毫不含蓄地选择自己的路径。”

　　另有一件或许并不算小的小事值得一提。关于骨笛的命名，学界一直有不同声音，主要来自于刘正国的坚持。笛在文献中出现较晚，《诗经》《左传》等先秦古籍有关音乐的记载中，涉及“笙、箫、龠、管、篪”等众多古代管乐器，却并没有笛。汉代马融在《长笛赋》中说，“笛生乎大汉”。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原所长黄翔鹏曾就贾湖骨笛的定名提出一种观点，他认为一个祖先有很多后代，不应以其中一种后裔之名给祖先定名。贾湖骨管是中国管乐器的祖制，不应该用晚出现的名称为早出现的乐器定名。但他提出不必苛求某一种后代的名字，就以当下最自然、最简单的命名，称“笛”即可。就此中止了当时对贾湖乐器定名的讨论。但刘正国认为，以笛来命名，显然同样难逃“以后裔之名为祖先定名”之嫌。

　　在全国政协文化文史和学习委员会副主任叶小文看来，二十大报告相关内容深刻阐述了中国式现代化的鲜明特质，揭示了中国式现代化与西方现代化的根本区别。/p>